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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徐特立主持大局(组图)

  1937年12月,前湖南省主席何键搞了一个饭局,客人只有一个——徐特立。徐特立,时任八路军驻湘代表,来长沙筹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徐特立到达长沙以后不久,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就收到一封请帖:请帖上写着:恭请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徐特立先生于明日正午十二时莅临寒舍移樽就教,并请用便饭。何键顿首。

  办事处主任王凌波担心徐特立的安全,对徐特立说,“您与何键有什么特殊关系没有?为什么请您去吃饭?会不会出事?去得去不得?”徐特立接过请帖一看,说:“要去,他来请,我为什么不去?”

  徐特立从何键公馆回来后说:何键什么都没请,就只请了我,办了一桌子的菜……

  何键为何要请徐特立吃饭,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作为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建制,是如何运转的,在抗战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一场饭局或可看出端倪。

  长沙市蔡锷中路徐祠巷,一个小弄堂里,坐落着徐家祠堂,一座坐北朝南的清末建筑,“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曾蜗居于此。

  1937年12月9日,长沙城来了一个六十岁的矍铄老头,他的到来,给沉闷的长沙城带来了热闹。这个人就是的老师、曾创办了长沙女子学院和湖南孤儿院的“老教育家”,徐特立。

  “湘教育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日下午二时由武汉来长……徐着灰布短衣,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气概”,1937年12月10日的《力报》闻风发出消息,于是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

  和徐特立一起的,还有年近半百的宁乡人王凌波。两个加起来超过110岁的“老革命”,从延安出发,穿越大半个中国,带着组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任务。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与湖南省工委,同属局领导。

  1937年底,筹备不到一个月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从仄的南方旅舍移至徐家祠堂,公开挂出牌子,正式办公。

  “当时祠堂内还有一个学校,趁着学校寒假空隙,就在这里挂牌了。”原长沙市物馆副研究员周英向潇湘晨报记者介绍,驻湘通讯处是八路军的一个机构,里面的工作人员也几乎都是军人,驻湘通讯处实际上是一个半军事化管理的机构。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长沙公开挂牌活动,而湖南省工委则处于地下状态。这一特殊建制的出现,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通讯处主要承担统战,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掩护地方组织的活动等任务。它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十分特殊但又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整个机构只有20来人办公,但“五脏俱全”,徐特立主外,扩大影响,团结各方力量;王凌波主内,主理大小事务,以及内部联络、接洽等工作,还有专门的招生人员、通讯人员、收发员、炊事员……

  从上文所述的何键宴请,主外的徐特立日常任务可见一斑。在何键统治时期,湖南内形成了CC派以及何键派两大派别。抗战爆发后,何键派系中的开明人士渐渐地倾向,争取何键派系,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也是徐特立坚持要赴何键饭局的背景。

  1938年1月,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请何键题词。何键写道:“唤起民众,共赴国难,指路之灯,复兴之券。”可见双方关系之融洽。

  除了何键的饭局,在长沙期间,徐特立另一个著名的饭局是张治中的宴请。徐特立在赴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宴会时,因为穿着俭朴被挡在了门外。张治中在政治上态度较为开明,对的态度友好,对徐特立也很尊重,对张治中的统战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救亡活动带来了便利。

  在长沙整整两年期间,徐特立唯一的酒席费,就是为了宴请一位法国记者开支了五元钱。

  这场饭局,反映了徐特立的另一工作重心——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徐特立在长沙期间,非常注重报纸的联络工作。大公报主笔张平子回忆说,“徐老与我为老友,凌波是我的同学,他二人百忙之余,常来报社,或接洽工作,或作闲谈。”

  徐特立还支持当年的学生田汉在皇仑坪二号远东电影院二楼创办了《抗战日报》。徐特立几乎去报社,如果晚了,就在报社打地铺。《抗战日报》成为宣传抗日主张的阵地。

  1937年12月16日,徐特立在银宫电影院进行了首次演讲,没想到一下子来了两三千人。

  曾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的曾国旗回忆说,整个电影院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台上都挤满了人。曾国旗还身着粗布衣服,以普通群众的身份,护卫徐特立去临时联合大学、青年会场、中央戏剧学院、火宫殿等处演讲。徐特立在广益中学演讲的时候,本来学生们以为一定是如何读书之类的题目,结果却是《怎样打游击》。

  中山路的国货陈列馆大礼堂,是当时湖南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地方。徐特立曾多次在此演讲,听众多,影响大。《观察日报》赞扬说,徐特立演讲生动,抢了说书人的买卖。

  别看驻湘通讯处现在少有人问津,在成立之初却是门庭若市。很多对战局前途和民族命运担忧的民众,把驻湘通讯处挤得水泄不通。主要的疑问差不多也就三个:抗日战争打不打得赢?是否真心与合作抗日?国共合作会不会再次面临破裂?

  面对每一个前来问询的民众,徐特立都给出了诚恳而坚定的回答,这无疑给彷徨无措的长沙,增添了几分信心和力量。

  周英介绍,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以及经历者的回忆,那时候徐特立每天都忙于接待一些外国的友人、记者,“通讯处真是热闹,每天都是车水马龙的,那时候又没有汽车,很多人都是走路到这里来打探前线的消息,听对于抗战形势的判断,非常开放,人人都可以进来”。

  大街小巷,报纸刊物上,都在传播徐特立的抗战言论,徐特立一时成为长沙城的“明星”。

  虽然已是60岁的老人,但是徐特立精力旺盛,除去睡觉的五六个小时,不是在公开演讲,就是在解答询问;不是在写作著稿,就是在阅读看报。

  徐特立后来回忆说:“在长沙所写的文章,竟超过我有生以来所写文章的10倍。”

  一次,徐特立获悉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20师参谋长乔信明等20多人,从江西被秘密押解到长沙陆军监狱。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前去探监。回去后,立刻找当局进行交涉,指出他们关押政治犯违反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协议。当局一边搪塞,一边将这些人秘密押往桃园监狱。徐特立面见张治中,要求张治中出面干涉此事,张治中说这是警备司令部管的,他不便插手,徐特立坚持非他出面不可,张才表示尽力而为,最后乔信明等20多人终于获释。

  1938年,准备接儿子刘允斌去延安,写信让家里人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联系。刘允斌等人拿着的信件,来到通讯处换了八路军军装,一路畅通无阻到达延安。

  1937年,长沙女中学生赵绿吟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提出申请,要求去延安学习。年底,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从长沙先后输送到延安的青年约1000人。

  醴陵进步女青年潘代清听说长沙组织战地服务团,她秘密串联了七个同学报了名,学校严加阻拦,前后门都加了两把大锁不准出去,她们从防空洞中跑了出来,后来又被学校追了回去,遭到停学两个月的处分,毕业前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被安排去了新四军。

  募集前线物资,并穿越炮弹将其送至前线,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最日常、也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1938年夏天,八路军驻粤通讯处曾将宋庆龄经柔济医院黄雯医生多次捐助的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及海内外人士捐助的饼干、罐头食品和衣物经铁路托运,由徐青护送运交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收转,通讯处工作人员刘一鹤担任口头和文字翻译以及向华侨写回信致谢的工作。”长沙市物馆馆藏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一书就曾记载了各方募捐的情况,其中在宁乡募集防毒捐款200余元,在长沙衡光工业社募集到了寒衣,这里的职工还曾向八路军写慰问信及捐款。这些物资都由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集中,分批转运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昌新四军办事处,部队收到这些物品后,还在《新华日报》上登了鸣谢启事。

  由于是国共合作期间,公开设立的机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不仅可以走街串户地募捐,还能从政府那里领取前线“军需”。

  当时,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物资来源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根据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统筹安排,由驻湘通讯处向衡阳军需处办理交涉,领取军饷、武器弹药、被服等。其二,是湖南各界以及广东等地和海外侨胞捐献的大批衣物、药品、医疗器械等各种物资。如印尼华侨曾捐献成批虎标万金油,东南亚华侨还捐献了军用救护车等。

  此外,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还直接为延安运送了物资。如1938年6月,在通讯处送往延安的“车上装了许多张纸,当时延安非常缺乏印报的纸。还有苏联援助的200多挺机关”。

  “还发动并组织妇女统一制作新的鞋子、袜子、衣服,当时的房子,整屋子堆满了物资,都用卡车运到了延安。”周英说,当时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点燃,募捐和制作前线军需的积极很高,这些物资都送到了前线战士的手中,极支援了抗日战争。

  眼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正在实施暑季维修保护,已暂停开放,拟定于9月初恢复对外开放。

  “徐家祠堂只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其中的一个遗址,文夕大火后徐姓后人对此进行了修缮。新中国成立以后,徐家祠堂又经历了一些变迁,后来好像办过学校、工厂,已经面目全非,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保护起来。”周英说,根据需要保护了祠堂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基本上是被毁了。

  周英坦言,其实真正知道或者记得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人不多,平常它都是扮演着被遗忘的角,也只有在抗日纪念的时候,会有人突然想起来,“平时来这里参观的人就很少,确实也不显眼,哪怕你从那里路过,可能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好好保护起来,这是历史的一段纪念,也可能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唯一能看到的纪念了。”周英感慨说。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搬家路线年秋天,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存在的33个月、1000个日夜里,这个只有20多人的通讯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从借祠堂、租民房,到四处躲藏式办公。他们围着湖南画了一个圈,足迹遍及长沙、邵阳、衡阳、湘潭等地。

  1938年2月,因徐家祠堂内的民达小学开学,驻湘通讯处搬至长沙市寿星街2号,租三益粮栈部分房屋办公,此时的徐家祠堂还留有驻湘通讯处的部分招待所(因为人员较多,通讯处还在雅礼中学设置了电台。由于武汉形势紧张,同时担心敌机轰炸,考虑到防空的需要,在水陆交通较为方便的燕子窝陈家祠堂增设一处办公地点)。

  1938年11月,文夕大火后,驻湘通讯处全部迁往邵阳东门外两路口曾家院子办公。1939年8月11日,因接到第九战区通令,被迫停止办公,通讯处撤销。

  1940年9月,在当时长沙市白沙井岭5号,非法逮捕王凌波,并将王凌波夫妇武装押解到桂林,至此驻湘通讯处工作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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